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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研究傳統之斷想
馮同慶         2014-07-17

載《北京工會干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2

 

中國勞工研究傳統之斷想

 

馮同慶

 

    摘要:回顧新時期勞工研究,缺乏中國勞工研究傳統的根脈,應該了解和傳承中國勞工研究的傳統,特別是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了的傳統,甚至應該闊而大之,包括民國、近代、古代社會實際生活中相關的傳統。

    關鍵詞:勞工;研究;傳統;根脈;官脈;文脈

 

我在1974年就發表過工人調查報告,1985年成為職業勞工教學與研究人員至今。近年來,我做了一些系統的整理工作,把這30年到40年的學術成果的電子版收集起來(已上傳中國社會學網勞動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網頁:http://www.itqvlp.live/cate/230500.htm)。之后,我陸陸續續做了一些思考。上述研究成果,有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有的是借鑒西方的產業關系理論,還有結合現實政治或以實證調查做基礎而形成的。一些學術朋友認為,研究有年,涉獵尚廣,自成一說。我則越來越覺得,這些研究盡管堅持不懈且誠心實意,卻缺乏一種根脈,就是缺乏中國勞工研究傳統的根脈。

我就此讀了一些書,瀏覽了一些資訊,結合一些實際考察,產生了一些片段的想法。主題是,應該了解和傳承中國勞工研究的傳統,特別是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了的傳統,甚至應該闊而大之,包括民國、近代、古代社會實際生活中相關的傳統。

以往,我們往往注重政治觀、政治史,缺乏社會觀、社會史、文化觀、文化史、生活觀、生活史的研究,從歷史脈絡上便注重“官脈”,實際上還存在著“文脈”,就工商業發展與勞工關系而言,注重從“官商”視域演繹這種關系,實際上,中國工商業發展還有“紳商”的特征,乃至可以說是一種更為基本的特征,被我們嚴重忽略了。

 

 

中國最早的勞工研究,與美國朋友相關,始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霍齊亞·巴盧(Hosea Ballou Morse)。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也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學者和知名的漢學家。在《中國的行會》(1918)中,記述了清末溫州的鐵匠、木匠、銅絲匠、絲織匠、理發匠的勞動組織。有學者認為,他把新出現的工人及其社會組織納入了研究視野,其研究方法也介紹到中國。1919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在這前后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出版有李大釗的《勞動問題的禍源》《唐山煤礦的工人生活》,陳獨秀的《勞工問題》等。這些著作,從大的背景看,是“以俄為師”的產物。20世紀世紀,從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勞動問題的社會學調查和研究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著作不下100種。在實證研究方面,1928-1934年,陳翰笙主持上海楊樹浦工人生活調查、上海日本紗廠包身制調查;30-40年代,吳文藻、費孝通領導云南大學、燕京大學開展的調查研究,產生了史國衡的《昆廠勞工》和《個舊礦工》、田汝康的《內地女工》(1946)等。從學術背景看,這些著作和調查,與“西學東漸”相互聯系。

從現在回望上述傳統,民國時期有借鑒歐美的“西學東漸”一脈,有“以俄為師”的學習蘇聯一脈,前者在改革開放后更是影響廣泛和深入??墒?,考察相關的學者如陳翰笙、費孝通、史國衡等,并非簡單地師從歐美。他們都有歐美求學的經歷,而且對歐美相關學術的學養深厚,卻從不搬到中國來驗證,而是融會貫通地基于中國本土去發現、去解釋、去論證。尊重而不拘泥于權威成說,具有思想勝于學術的精神;觀照而不局限于意識形態,懷抱問題-建構的研究旨趣。就他們的文字來說,不像我們現在大多數論文或專著那么艱澀、拗口。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擅書漂亮的中國毛筆字,演習成套的中國拳術,吟誦先人的典籍詩文。

這種中西兼通,其西學無疑在于借鑒西方,其中學則更多源于中國古代的書院傳統和科舉傳統。舉例而言,我做勞工研究30-40年,卻一直不知道丁龍是誰。近來,才知道,他是1875年到美國打工的廣東崽。因為自己勞動的美德和善行,讓雇傭他的美國人深受震撼。美國人問他何以能夠如此,他說沒有什么特別的,我父親告訴我這樣做,而父親是爺爺告訴他的。美國人問他有什么夢想,想幫助他實現。他提出共同捐資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東亞系,向美國介紹中國、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人。國學大師錢穆知道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是如此而來,十分感動,就把丁龍介紹給國人。更多大陸人,在近年也開始知道了這個事情的原委。無論丁龍的做法,還是錢穆的介紹,都有中國古代文化的根脈,都有書院、科舉的影子。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錢穆曾經希望中國稍有文化的人,應該對自己的歷史懷有溫情和充滿敬意。20138月,我利用到美國開會的機會,專門到哥倫比亞大學,在該校東亞系留影,表達一種崇敬,也得到一份安慰。

曾經在青少年時期多受革命甚至造反傳統影響的我輩,知曉中國傳統中還有這種另樣的根脈,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同時也深感寬慰,驀然生出一種新的憧憬。

 

 

上述學術回顧,讓我又進一步思考,勞工研究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與勞工相對的商人、雇主,到底有著怎樣的基本特征?

普遍的說法是,中國工商業發端至發展,多與官家相聯系,近代以來更是稱為“官商”,包括洋務買辦、國民黨的黨產、共產黨的國企,也都是這么個“官脈”的特征。

可是,粗粗讀些歷史,才知道中國商人,從明末清初、近代民國,有著歷史文化傳承的“文脈”,因此他們的身份還有“紳商”的特征。

到了當代,在中國大陸,這個“文脈”似乎徹底地被割斷了,“官脈”則尾大不掉,讓人感慨的是,也就是幾百年的時間,這個文脈被割斷的這么徹底,這與“不斷革命”、“徹底革命”是不是相關?中共的“文膽”胡喬木晚年曾經回憶說,毛澤東不熟悉企業、不熟悉工人,多年來同工人聯系很少,他比較具體、清楚的印象就是農民,對干部同工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分配制度方面,廢除工資制,取消八級工資制等等,叫什么?毛主席沒有想成熟,沒有把要實現的目標具體化,因為太不現實了,他也不能下這個決心,他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貨幣,限制工資這幾樣東西,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限制。本來在新中國初期,制訂了《工會法》,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制訂了《職工代表大會條例》,要借鑒歐美的集體談判、民主管理方式,調節企業管理者與勞動者的關系,但是毛澤東又都棄置了,創造了工代會、革委會等方式,鐘情這些革命的、群眾動員的方式,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極致,由于行不通,他晚年也十分孤獨,常常吟詠《枯樹賦》,排解自己的寂寥。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晚年力圖改變上述狀況,他請榮毅仁等民族工商界人士推進企業經營和開放,他擔心給企業放權的同時,工人能不能維權的問題,榮毅仁等結合自己過去的管理經驗,還給他介紹了改善工人待遇的做法,榮毅仁直言到,現在要搞好生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工資問題,我們過去辦廠,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資,另一個是管理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主人翁感,就不動腦筋,機構多頭,劃圈的人多了,辦事效率就低,生產就不會搞好。他晚年多次提出,要關心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組織工人參加企業民主管理,工會不能當官做老爺,要成為職工之家、工人之友,成為群眾化、民主化的組織等等。這種務實的做法,使被割斷的文脈,有了重新被找回來的可能。一些歐美學者還幫助中國人設想,在新中國開國時,如果在政權建設、經濟發展中,能夠讓陳翰笙、冀朝鼎等,這些既有國學教養、又有西方留學經歷的“中共早期老黨員”,發揮更多、更實際的作用,可能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局面,會完全不同?,F在,有一些企業家崇尚儒學、熱衷公益,在努力給自己“補課”。近年來中央提出“歷史記憶”、“傳承文化”、“記得住鄉愁”,習近平到曲阜拜訪時說要“仔細看看”儒學的書籍,李克強在上任總理時用傳統文化語言表示“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也說明了歷史之中的“文脈”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

 

 

    在目前可以見到的史料中,可以發現,“文脈”延續而產生的“紳商”,是比較“官商”更為深層、本質的特征,還不要說,還有大量、大量、大量沒有被發現的史料,或者說在近百年來被湮沒的史料,如果能夠發掘出來,便可以提供更為充分的證據。

    下面的一些發現,只能說是一鱗半爪,可是極具價值,可以佐證“文脈”、“紳商”的判斷,包括的內容,涉及士紳、書院、科舉、義莊、社會自治(包括地方自治)、公序良俗(包括協商和契約)、善會、善堂、義賑、基層民主、勞工生活自治、農民社會身份變化、勞資協調、化解沖突等。

    近代的洋務派商人,受命官府,受其轄制,為其效命,可是幾乎又都有蒙學、塾館、書院、科舉、士紳的淵源,否則不懂“子曰詩云”,連基本的識字、讀書、行文都不會,何談經商?受命官府,可謂官商,能懂“子曰詩云”,是不是就有紳商的特征了?這種淵源,遍及華夏,不僅是中原,包括一些“邊緣地帶”。去年,我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去了山東省的五蓮縣,當地的官員告訴我,五蓮地處偏僻山區,是伴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行政區劃變更頻繁,為政官員任職更是如走馬燈,可是呢,我在那里看到了古代的孫臏書院,當然已經是殘垣斷壁,但是遺存尚在,那是石雕斧刻的,任誰也難以涂改和抹去的,還看到皇家寺院的遺存,是皇室冊封的,據說這種皇室冊封的寺院,全國僅有四處,當年占地可觀,這些都帶動了周邊的蒙館、村塾、學堂的文化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嚴重破壞,現在這個仍然屬于欠發展的地方,卻教育發達、人才輩出,是全國教育先進縣,著名軍旅作家李存葆就是這里走出去的娃,盡管這些人才少有回鄉發展者,這種“文脈”你不得不承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到內蒙古土默特地區插隊務農,那是“天蒼蒼野茫?!钡倪吶?,現在離開那里已經40年了,在離開40年之后,我才從史料中得知,那里由于山西移民的進入,帶去了漢文化,出現了私塾、學堂、書院,改變了民俗、文化、宗教,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一度是物美糧豐、山青水綠、經貿繁榮的富庶之地,是晉陜甘冀的鄉民的向往之地,民國之后戰亂不斷、折騰不斷,連生態環境都大不如前了,但是直到我們去插隊的時候,那里的民風依然淳樸,就是現在也沒有徹底消失,想起來,不能不感慨“文脈”延續之深厚、綿長。

    義田、義莊、社區自治、善會、善堂、義賑勝過官賑等, 更是我以前聞所未聞的“文脈”。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我到無錫參觀,不經意間走到近代棉紗大王榮氏家族的家鄉,聽當地農民告訴我,榮氏族人懂得惠及鄉里,為當地修橋、鋪路、辦學、扶貧、濟困,當時只懂得“革命”思維的我,還感覺匪夷所思,后來了解了榮氏家族更多的歷史,才知道,他們所念何止鄉里,甚至規劃了“無錫自治”的藍圖,包括經濟、城建、文化、交通、教育等等。最近,才又知道,屬于那里的江浙地區,工商業發展后,義田助學發展成義莊建設,涉及了社區的方方面面,分布在相當多的鄉鎮,通過社會公益的方式,實現對傳統的更新,適應近代工業、科技的挑戰??上У氖?,這些公益事業,在上個世紀50年代陸陸續續消失了。這個地方出了個盛宣懷,在洋務派中大名鼎鼎,他在北京有一所府邸,現在是一座小型賓館,我經常到那里吃飯,應該說是物美價廉,就餐環境更好,最近我才知道,此公不僅辦工商,居然是中國最大的義賑能手,辦善會、善堂,在地方遭受自然災害后,其組織的公益募款和捐助,所謂“義賑”,從規模到實效,遠遠勝于清廷、民國政府的“官賑”,他自己雖然讀經、考舉,可進入仕途并不順利,那是因為心有旁騖,自幼熱衷于義田、義莊這些公益事務,由此才積累了經驗,棄官途而從商道,不僅一生做洋務,還一生做公益,而其起點和底子卻是在家鄉的“文脈”之中。近10年來,我一直跟蹤調查一家浙江的民營企業,蕭山的傳化集團,這是一家典型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普通農民徐傳化,從進城打工開始,稍有積蓄后自己開作坊,從作坊而工廠、從工廠而企業、從企業而集團,后來年邁了,把經營活動交給兒子,兩個兒子之所以能夠勝任愉快,小兒子現在還成為省工商聯的主席,源于徐傳化自己沒有文化,在生活拮據的情況下,鼓勵兒子讀書,讓他們讀到中專、中師,在當時已經實屬不易了,他自己喜歡民間戲曲,隱退后常年在周邊城鎮公益演出,其中明末以來浙東地域上的人本、日用、務實的“文脈”依稀可辨。

協商和契約,是近代工商業的內核,普遍認為中國缺乏這種傳統,而有研究表明,在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存在協商和契約,同時還講究公序良俗,就是買與賣、私人與私人交換等,有基本的公共道德和社會正義。美國學者韓森所著《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專門對此進行研究,包括其中的討價還價,以及在這種角力中相互共存的社會過程,作者稱這種老百姓的契約是“現世契約”,官府對老百姓的現世契約,在態度與政策上,前后是經歷了變化的,反映了朝廷“政法”與民間“私契”從對立、并存到契合的演變過程。這種歷史脈絡,應不應該讓我們對“中華法系”做重新的審視?在亙古幾千年中,其特征除去專制的不斷強化,有沒有民間促成的協商,乃至于契約,甚或是公序良俗?其實,這種文脈對近代勞工立法都有影響,南京民國政府立法時,為此專門做了民事習慣調查。而中共元老之一的謝覺哉,認為這仍然不夠,他當時主持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提出人類智慧由歷史積累而來,即便是創造,也必然根據歷史的經驗,他不滿意這樣的人,即對于昨天的中國“漆黑一片”,對于今天的中國“若明若暗”。他主張,要在判案的許多實際經驗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對于司法的贊否中,證明司法工作的對與否,要在實際中創造新的辦法和改正舊的辦法。他甚至這樣指出,看國民政府現行民法,不只是和廣大工農無關,而且并不都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所需要,這樣繁雜的條例,把外國的照抄,豈能合他們的脾胃,這些法文的起草者并非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而是不甚了解中國現實,販賣外貨的留學生,只能寫出這樣的文件。他要求,司法活動要解決矛盾糾紛而非制造矛盾糾紛,在法律適用和糾紛解決之間“定分止爭”,優先實現解決糾紛的功能。他強調,中國傳統社會中維持秩序的“規則”,主要不是國家的制定法,而是風俗習慣、道德規范,以及親情、鄉情等情感。因此,邊區高等法院通過推動、指導民間調解的形式,解決了大量民間糾紛,減輕了法院壓力,更是培植了民間力量,實現基層社會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從根本上消除矛盾,化解糾紛,造福人民,包括調解工廠中出現的矛盾。反觀新中國建國后,包括改革開放后,相關的勞動立法、勞動政策的制訂,把這種文脈棄置了,而且棄置得相當徹底,如果能夠承認和恢復這種文脈,會預防和減少多少不斷產生和擴大的民間糾紛、勞資矛盾?

勞工生活自治、基層民主建設、農民社會身份轉化,在近代工商業中也是一種脈象,而且產生了享譽東亞、世界的成就。上個世紀30年代,前述榮氏紡織廠,在生活區實行勞工自治,改善區民生活,培養良好的工友,使區民人人有讀書的機會,有正當的娛樂場所,有培訓學習技能的機會。工人自己管理補習教育、技藝訓練、子弟學校、合作社、圖書館、代筆處、托兒所、醫院、浴堂、茶園、公園、儲蓄保險、運動、娛樂、自治法庭、工人宿舍、工人家屬宿舍等。勞工自治區有個“尊賢堂”,供奉關羽、岳飛、戚繼光等歷史人物,遇到有人不講理,就叫他進里面去宣誓。另有一個“功德祠”,因公受傷殞命或在工廠服務10年以上而有功績于工廠的,可以入祠,接受全廠的公祭。如果說勞工自治的機構設置是受西方民主管理經驗的啟示,那么“尊賢堂”和“功德祠”就純粹是中國式道德教化的延續。榮氏奉行的理念是,“欲勞其形者,必安其心;欲樂其業者,必一其志;欲用其力者,必健其身;欲攻其志者,必修其德”。當時前往參觀的社會各界人士絡繹不絕,新聞界也做了很多報道,國際勞工總局特派員伊士曼贊嘆不已,稱之為“工業界先覺”。開展平民教育的晏陽初,在塾師兼鄉醫的父親的教育下,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雖然面向農村建設而開展這項事業,卻是受了工人的啟發,他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應募以教育秘書的身份,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的法國戰場,為在那里的20多萬華工服務,目睹華工被美國、英國、法國的官兵瞧不起,被稱為“苦力”,就想改變這種狀況,他為華工辦起了識字班,親自選擇中國簡易文字,用白話文形式編寫了《華工周報》,經過三個多月每晚一小時的學習,其中有40多名華工學習較好,獲得了識字班畢業證書。后來,他收到法國戰場上的一封來信,信中稱晏陽初為“先生大人”,說“你自辦報以來,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會關門,我愿把戰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边@件事對晏陽初思想震動很大,使他認識到中國人并不笨,他們所缺乏的不是“救濟”,而是“發揚”,他們不是不可教,而是無教,他們是中國的“人礦”、“腦礦”,生意人知道開金礦銀礦的重要,忘記了人礦、腦礦,考古學家發現了“北京人”,那是若干萬年的死人,我們發現的是活人,是這世界上有史以來的最大發現。他帶著碧眼金發的妻子回到中國,創辦平民教育,從此一干就是70多年,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他在河北定州10年的實驗,就是想探索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的道路,讓中國和中國人民走向文明和富強,留下了大量有形和無形的財產,據1980年代的統計,定州是河北省內唯一一個無文盲縣,新中國時期實行過的“赤腳醫生”、“村官直選”,國民政府遷臺后農村建設對臺灣經濟的騰飛的作用,都可以看到晏陽初一脈的傳承。晏陽初在1943年和愛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評選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10大偉人”。

勞資關系如何協調,在不同國度存在差異,中國近代民族資本與工人之間,相互關系也受到傳統的影響,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活躍在清末和民國時期,大多有實業救國的理想,在企業的原始積累上,有的主要靠開設錢莊積累資金,有的憑借技術專利積累了資本,有的靠在官、紳、商中間募集資本招股運作企業。從企業內部管理來看,比較成規模的企業里勞動者的待遇是相對好的,工頭制、包工制、養成工制、包身工制、學徒工制等被逐步改革或被取消,發生過工潮而且死過人的,只有上海榮氏家族的申新廠,可是一般并非企業內部矛盾造成,更多的是與民族救亡的社會問題相關,特別是與國共兩黨的黨爭相關。從發展的整體看,民族資本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沒有形成獨立的工業體系,與封建勢力有妥協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與外國資本主義有依賴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其勞資關系,有人身依附的超經濟強制的一面,也有基于家族或地緣而合作相處的一面。如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家具有大機器生產規模的紡織廠,是三友實業社,于1912年由浙江人沈九成、陳萬運、方智達“三友合作”經營,并取“實業救國”之意。當時,沈九成看到我國毛巾市場長期被日貨“鐵錨牌”獨占,便與之展開競爭。在給毛巾取商標名稱時,以一個“三角”象征三人同甘苦,共患難。由于經營管理得法,營業之盛在當時實業界中屈指可數。隨著產品市場占有率的不斷提高,利潤也水漲船高,職工的收入水平遠高于其他工商企業。廠里設立圖書館、俱樂部、醫療室等設施,與工會發生過摩擦卻能夠理智處置,因此工人們以社為家。據有關回憶,毛澤東在長征時一直用三角牌毛巾,是打下遵義發的紀念品,后來獎勵給大渡河17勇士的獎品中也有三角牌毛巾。又如重慶人盧作孚,1925年創辦民生公司,更是赫赫有名。毛澤東曾經說過,盧作孚等民族實業家萬萬不可忘記。民生創辦10年以后,壟斷川江航運,成為當時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其最為人稱道的是它的公司文化——民生精神,核心就是對勞資關系的恰當處理。在民生,代表資本利益的董事會只享有名義上的最高權力。對于工人,民生就是一個仁慈的大家長,既有慈母的愛護,也有嚴父的管教。民生的工資和福利水平遠遠高于其它企業,光福利開支就達到純利收入的32%35%。與“腳蹬石頭手扒沙,當牛做馬把船拉”的船工生活相比,進了民生的門就意味著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生的全部權力集中在以總經理為代表的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手中,節制了資本多分紅、濫用親屬的要求,通過獎懲和教育相結合的手段改造員工的精神。民生公司也發生過工人斗爭,卻是與反對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相關的。

 我國民族資本的企業,盡管有進步的一面,勞資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沖突也避免不了,但是其性質需要重新辨析和審視。其發展初期實行的工頭制、包工制等,是封建的、落后的、野蠻的,后來大多被逐步改革和取消。此外,還發生過工潮,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申九慘案”。不過,從后來史家的研究看,應該實事求是地認識。19481月底,上海申新第九棉紡織廠7500多名工人進行罷工,提出改善待遇、補發配給品、按生活指數發給年薪和補發扣壓工資等7項要求。22日,淞滬警備司令部、市警察局長出動1000多名軍警,使用裝甲車、催淚彈,沖入廠內,強迫工人離廠。搏斗中,3名女工被打死,百余人受傷,200多人被逮捕。隨后,365名工人被開除,26名工人被判處徒刑。罷工工人于216日復工。據歷史學家研究,這個慘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申九罷工的前一天,129日,同濟大學學生為反對國民黨壓制學生而赴南京請愿,上海市市長率領馬隊、軍警前往鎮壓,造成同濟大學血案。31日,5000多名舞女和家屬為反對國民黨禁舞,搗毀了社會局,700多人被逮捕。申九罷工原是一場年關斗爭,但在12931日這3天內,與學生求學、舞女求業匯集成群眾性的反蔣運動,引起國民黨當局極大驚恐。22日的慘案,是鎮壓反蔣運動的組成部分,與勞資沖突相關,更是社會危機和政治斗爭性質的問題。申新九廠是無錫榮氏家族所辦。有研究認為,榮氏集團的家族色彩無須回避,但是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沒有看到階級對立嚴重的情形,“申九慘案”可以說是例外。1986618日,鄧小平在接見榮氏回國觀光團和內地親屬時說:“從歷史上看,你們榮家在發展我國民族工業上是有功的,對中華民族做出了貢獻。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至于資本主義的消極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睂s氏家族企業工會的研究認為,新中國建立前后,榮氏傳人榮毅仁與工會之間一直保持著比較合作的關系。勞資雙方代表定期召開座談會,又發展成勞資協商會議,雙方各有6名代表。榮氏家族辦廠時的最初動機,是救助社會失業,為百姓解決就業問題。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看,存在著赤色工會、黃色工會,其實還存在著非“赤色”和非“黃色”的工會,可以稱之為“本色”工會,而且能夠有效地維護員工的權益。例如,前述提到的三友實業社,在上個世紀30年代,在實業社工作的工友,文化程度比較高,有的還熱心為工友服務。這就使工友的工會,在與資方和政府爭取權益的行動中,形成了雖然模糊、卻又無時不在的行動界限。那時,該社發生了“三友案”,因企業裁員發生了糾紛,工會組織工人,自始至終采取和平的“鬧事”方式,不給國民黨當局留下煽動階級斗爭的口實,卻讓資方承擔了破壞社會安定和危害黨治秩序的責任。在這一過程中,工友們較好地把握了“鬧”的“度”,不僅維護了工友的權益,甚至使政府接受了有利于勞工的政策。

 

 

講勞工,當然得講勞工這個主體,依筆者所見,相關的研究相當不足,如果后學先進能夠探幽、發掘,無疑應該定有所獲、定有大獲。不過,就筆者粗粗地搜索,還是發現了一些讓人心動的勞工精神,前述提到的丁龍、給晏陽初捐款的華工,是一些個體,還有一些群體,在她們或他們身上,依然能夠看到歷史文脈的影響,對于這種勞工精神,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讀出其中的苦難,如果能夠調整一下視角,是不是還可以讀出其中源于中華民族文脈的主體精神?

例如,自梳女。據報道,上個世紀80年代后,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回到東莞常平鎮的自梳女們,用年輕時打工攢下的錢集資蓋建了自梳女聚集地——“十姐妹屋”,在“十姐妹屋”生活著的,是中國最后一批自梳女。1990年后陸續有10名自梳女歸來居住在此,因此被稱為“十姐妹屋”?!笆忝梦荨钡耐庥^已經頗為陳舊,看上去與周圍其他民居并無不同,但卻有其特殊的價值——它建于百年前,由一批批自梳女出資建造。一百年前,由常平出洋的自梳女們,考慮到年邁后回鄉和養老,用打工攢下的錢集資修建了自梳女聚集地——“姐妹屋”。有人在這里度過了晚年最后一段時光,也有人在異鄉終老甚至沒能在這里住上幾晚。自梳女死后的遺產,除了贈其出庶子女外,則由其所收徒弟或金蘭姐妹繼承。自梳女所收的徒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授技藝的師徒關系,而是一種特殊的相扶關系,自梳女所收的徒弟也必須是自梳女,收徒還得有一種儀式,即要在神前拜神上契,徒弟對師傅要盡孝道,病時要侍奉身前,端茶送藥,死后要為其安葬,立神供奉與祭掃。因此,自梳女在選擇徒弟時要經過長期觀察與多方考驗才能接納。一旦結成師徒關系,雙方永遠不能反悔。她們自梳的時候,邊梳邊念“八梳訣”:一梳福,二梳壽,三梳靜心,四梳平安,五梳自在,六梳金蘭姐妹相愛,七梳大吉大利,八梳無難無災。然后更換新衣新鞋,向其他姐妹一一行禮,姐妹們則向她道賀。儀式結束后,才回家告知父母及家人,并將祭品分給親友,宣告自己自梳了。

又如,紅頭巾。近代下南洋的廣東華僑女工均有包頭巾的習慣,但依籍貫區別而不同。四邑(新會、開平、臺山、恩平)女工在勞作時頭戴藍色頭巾,而清遠婦女則是穿著以淺藍色為底、印有白色小圓圈波點圖案的服飾,建筑女工三水人的四方形紅頭巾格外引人矚目,且制作和包裹方式極其講究,集合裝飾、防曬、遮風、擋塵、吸汗的功能,天冷時候還可以保暖,使得紅頭巾成為新加坡建筑行業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線。她們從事的是最苦最累的建筑行業,是卑微女性身處異鄉求生的無奈和艱難,卻凸顯出移民婦女的堅韌和頑強,紅頭巾逐漸成了她們身份的一種代表性象征,加強了三水婦女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久而久之成了一種品牌特征,為在新加坡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立足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還能選擇,我還會做紅頭巾?!痹谌畢^福利院,戴著紅頭巾的100歲老人黃蘇妹,聲音雖有些含糊不清,但表情堅毅。上世紀初,黃蘇妹做了紅頭巾,盡管很苦很累,但是“我們三水去的女工,都是正正經經吃苦賺錢?!秉S蘇妹說。紅頭巾辛辛苦苦所掙的血汗錢,基本上都寄回家供家人買田、買地、蓋房子。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在紅燈碼頭建造亞洲第一高樓——保險大廈時,是上千名紅頭巾在18層高的腳手架上,采取在第9層接力的辦法,用肩扛臂挑、螞蟻啃骨頭似地運送建筑材料,完成這一令新加坡人驕傲的大工程。為使紅頭巾精神永載史冊,新加坡政府和民間有相當多的舉措來紀念這群特殊的老人。走在新加坡,會在城市重建局、圣淘沙博物館等地看到紅頭巾塑像。為讓學生銘記歷史,新加坡中學教科書里,還有一篇名為《豆腐街與紅頭巾》的文章收錄。另外,新加坡還舉辦紅頭巾展覽,發行紅頭巾紀念郵票,拍攝并播放26集電視劇《紅頭巾》等。

 

    再如,馬姐或媽姐。她們是19世紀30年代,到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地打工的女傭,她們通過同鄉會館、宗親會、行業工會等,幫助新來的鄉親提供食宿、介紹職業、協助貧困、聯絡鄉情、介紹婚姻。由于是同鄉群體出洋,到了打工地作女傭,吃住均在“主人”家里,原來的群居改為獨居,原來的姊妹團組織被打破,但是她們仍以定期聚會的方式維系姊妹之間的交往,使自己的文化特質得以保存。每月有初一、十五兩天假期,同鄉姊妹就要相聚,或觀電影,或上館子,或逛街,還合伙集資買屋子,或者合租咕哩房,既是新來姊妹暫時的落腳點,也是失業時的寄宿場所,還是同伴休息時聚會的場所,更是姊妹們交談、玩牌、歇腳的地方,通過這種聚合的方式,還可以防止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性侵犯。由于有這種群體聚合,她們之中的標致姑娘不少,卻極少有為金錢而出賣自己肉體的,靠自食其力、靠自己的本事生存,雖然為人之傭,但是在眾人眼里,她們仍然是受人尊重的。她們辛苦勞動,以僑匯養家,也支持家鄉建設,抗戰時期、建國初的困難時期,寄回去的油、糖等食物,幫助家人度過難關,捐助的縣中學、鄉小學、村托兒所,包括宗祠、祖廟等等,都受到家鄉人的褒獎。

我還注意到一些與勞工相關的關鍵詞,比如俗工,為歐美制作反映中國民情的“萆民”畫匠;比如舟子,在海上貿易中操船的“鐵船紙人”、“紙船鐵人”;比如“毛板”船工,在長江航道上進行商品販運的水手;比如百工,從“各祠一神為祖”到成為近代的制造業工人;比如“蘇北人”,“以仕為貴”堅守滬上打工;比如“江南人”,是連“滬瀆”也不在話下的打工者;等等。從中都可能探究出中國勞工的文脈傳統。

 

參考文獻: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編寫組:《胡喬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格雷· 路易斯:《建國初期的冀朝鼎》,史學月刊,2002年第1

張海鵬等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北京:中華書局,1995

[]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榮敬本等:《梁溪榮氏家族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

 

 

補記(待研):

 

定州地方自治研究認為,發生了紳治到自治的變化

 

中國古代、近代的商幫,大多消失了,而潮商“不敗”,還有甬商“不敗”,甬商研究認為,其中發生了官商到紳商的變化,或者紳商到鄉紳的變化,甬商中葉澄衷、邵逸夫等做慈善乃真真感人至深

 

北方同仁堂(其樂世家族從甬商而來)的工人(工資協商拯救企業)、

 

在我插隊的地方,看到“另類”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民市民化(那里有一種河套文化的說法,黃河文化與河套文化交融的說法,可以幫助理解如下問題?織地毯、造假煙、流通服務如輪胎、制造配套如汽修,與后套治水中的王同春、王文景是否有聯系?與天主教文化傳播是否有聯系?與相關的工商業發展是否有聯系?)

 

那么中國勞工根脈被割斷后,能不能再恢復?這應該是一個測不準的問題,不過,我在澳門,看到了現代性與傳統性結合上佳的“活標本”

 

安徽十一选五走势图基本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