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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農村轉型為契機推動社會學本土化
毛丹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06月25日第321期
2012-08-07

  【核心提示】目前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學理論與農村社會學分支及農村經驗研究脫節的現象,主要表現為社會學理論研究者不關心也無從解釋中國農村社會,而農村社會學經驗研究的理論觀照則相對較弱。

   編者按

  《中國社會科學報》3月26日“社會學”版曾刊發《水利設施利用不當致“治理性干旱”》一文,引發積極的社會反響。本版以此為契機,反思中國農村社會學已有實踐,力圖推進這一重要分支學科的發展。

  中國農村社會學面臨著一些困境: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農村”大國,社會轉型時期的農村社會發展現狀似乎在滋養農村社會學的崛起,以至于社會學前輩們常常強調,今后能真正實現社會學本土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的研究一定會出在此領域;另一方面,當一些農村社會學研究者被動或主動地卷入走向國際的各種行動時,卻發現在歐美社會學主流學者和理論中很難找到呼應。  

  中國農村社會學在國際面臨“尷尬”  

  筆者也遇到過類似問題。前不久我曾委托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在北美社會學年會上發布浙江大學招聘農村社會學、社區社會學研究者的信息。朋友作答:社區社會學還可招到人,農村社會學恐怕難有人問津,各校社會學系都未培養研究此領域的學生。這個直爽的回答不只印證了上述印象,還讓我聯想起另一件事:早些年就有同仁提醒我的幾位博士:你們干嘛老跟導師做農村研究,那有什么前途?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善意。他是想說:看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勁頭,農村眼看就沒了,搞農村社會學相當于為農村做臨終看護,學術意義有限得很。

  筆者相信農村社會學研究者面臨這種尷尬會有多種樸素的應對。常用的應對方法是職業計算法:既然還存在與農村社會學相關的教學科研崗位和發表園地,那研究就仍有必要。精細者甚至預算,即便20年后中國城市化率超過70%,仍有數億人口生活在農村,龐大研究對象的持續存在說明農村社會學還有發展空間。另外一種應對來自社會學傳統旨趣:社會學研究者應依靠社會學知識改良社會,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大焦點之一,農村社會學研究人員有什么理由為躋身國際社會學主流而放棄自己的關懷?所以,堅持發展中國農村社會學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多少關系到中國社會學者保持良知的問題。  

  研究中國自己的問題  

  筆者相信這兩類看法都有助于研究者認定:中國社會有自己的問題,因此不必理會這個領域在國際上是否“時興”,按自己的興趣做研究就行。在實踐上我們也可觀察到:這兩類看法的確在促成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表面興盛。例如,這些年來做農村社會學研究的青年學者越來越多,有關鄉村組織、土地、農民工、留守人員、農村社會沖突、農村社會史及可被包括在農村政治社會學名目下各種題材的研究論著數量極多,純粹依量計,農村社會學幾近于“顯學”。

  但是,中國農村社會學是否有持續的學科地位、學術貢獻、社會作用及能否贏得國際尊重,主要不取決于此類姿態上的堅持,也不可能依賴研究數量的堆砌。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第一,目前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學理論與農村社會學分支及農村經驗研究脫節的現象,主要表現為社會學理論研究者不關心也無從解釋中國農村社會,而農村社會學經驗研究的理論觀照則相對較弱。要改變現狀,研究者尤其是經驗研究者了解國外鄉村社會學的理論進展仍是必要路徑。關于英語世界農村社會學研究稀見且長期停滯的看法是種誤解。系統梳理Rural Sociology,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ociologia Ruralis三種國際期刊最近20年的論文,可發現:雖上世紀50—80年代鄉村社會研究曾因“城市導向”而將描述鄉村社會特性與“病理”的研究作為重點,農村社會學研究因缺乏獨特理論基礎而被邊緣化,但70年代末以后的各種鄉村修復運動為農業政治經濟學、新農村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動力;90年代后,隨著鄉村地區消費角色定位及其潛能的發掘,鄉村研究甚至發生扭轉,出現大量關于“鄉村性”的討論。從正面看,近20年出現的實體鄉村與建構鄉村的概念,從生產主義鄉村到后生產主義鄉村的概念轉型,以及鄉村轉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等都值得注意。從批評角度看,很多研究的去農業化、去社區化問題也值得警醒。在很大程度上,僅強調中國農村獨特性、與發達國家無可比性、鄉村社會學理論沒有可通約性,很可能是懶人放棄理論關懷的一種美麗借口。   

  中國社會轉型為農村社會學發展提供空間  

  第二,開展農村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不等于被政策性問題牽著走。在我國著力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許多農村社會學的經驗研究簡單地用非農化、去農化的方子為農村“治病”,用社會學或看似社會學的語言,重復經濟學的城市化主流理論,憐憫農民、農村、農業在城市化過程中付出的不必要的犧牲。筆者認為,農村社會學的經驗研究,首先需要在布洛維的批判社會學、專業社會學、公共社會學意義上,弄清楚影響村莊命運的主要因素、研究者當持的價值,回應主流經濟學的主流城市化理論。不清楚當代村莊的命運,各種具體的經驗性研究就有可能是瑣碎和不必要的,農村社會學就真有可能淪為臨終看護學。

  第三,利用中國作為“農村”大國及農村變遷的經驗事實,努力發現和推動社會學理論與知識的更新或擴充。斯科特的近作《逃避統治的藝術》提出,包括中國西南一些地區在內的地方存在自我蠻夷化、“文明不上山”現象。筆者覺得,在中國東部發達區域中的一些不發達山區存在 “文明半上山”現象: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鄉村治理已有六十多年歷史,那些滯居偏遠不發達山區的六七十歲的農民在日常語言上演變出自己的一套體系,既不是“傳統農民”式的,也不是干部式的或城里人式的。比如他們習慣說“大隊長”而不是村主任或村長,習慣把自己所在自然村稱為我們小隊。這類“文明半上山”現象的主要意義,不在其提供了與斯科特相對的反例,而在于:被習慣歸于傳統村落類型的農村社區早已變成國家力量與村落傳統力量共同作用的地方,村落充滿了由家庭、社區等組織起來的傳統性關系,以及由公社制和村民自治制塑造的組織關系,由政府組織影響的政治關系,甚至還滲透了因全球化影響而形成的隱蔽的“國際關系”。變動的農村社會恰好呈現了現代社會的復雜性,無法以現有社會學理論去解釋,其中包括布迪厄的實踐社會學理論。

  因此需要探尋中國的實踐,生產出有關中國的農村社會學理論,從而推動中國學術增長。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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